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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章 那时候的未来就是现在 文 / 何大草

    后来的事情?噢,我真的不想多说了。我们有多少后来呢?后来就是未来的意思吧,未来就是理想的意思吧?如果任主任的侄儿还活着,他再让我们写“我未来着我未来的未来”,我就连那些字也码不出来了。因为,我的后来,不就是我的现在吗,你都看到了,就是这样的。

    我们班很多人没有念到高中毕业就散了。也就是说,在第二年夏天到来之前,教室里的学生已经稀稀罗罗了,教室里冷冷清清的。宋小豆上课的时候,还是习惯用英文和中文重复一句话。她说,冷冷清清,正是这个季节奢侈的享受啊。

    她看起来老了十岁了,甚至更老。细密的皱纹像括号一样,从她的眼角一丝丝地牵进了嘴角。她还是那么昂着头,但长长的辫子再没有拖到她的右边屁股上了。她保持着前一年英语节上的发式,从此没有改变。她结了婚,丈夫就是我们从前的蒋校长,今天的教育局蒋局长。蒋局长应该比宋小豆年长30岁吧,他为她离了婚,还为她染了发,焗了油,黑黝黝的,看起来他年轻了十岁,他和她的差距就缩小了二十岁。宋小豆没有担任教务主任,是她主动拒绝的。每晚她都在计算机上敲打一部书稿,而且始终都没有完成,有人说是一部小说,也有人说是一部回忆录,谁知道呢?她敲打的时候从不回避丈夫,因为她是用英文敲打的,蒋局长看了等于没看。清脆的键盘声在安静的蒋家响起来,把蒋家弄得更加安静了。

    这些事情我都是听别人说的。在金贵和陶陶的小街决斗之后,我很快就离开泡中了。我觉得无聊,发腻,在学校呆上一个小时都成了疲惫的折磨,好像一把钝刀在慢慢地割肉。有一天我逃课去了瓦罐寺,就是我说过的,南桥那头那座小小的寺庙。寺庙的红墙、黄瓦被绿树林遮挡着,又被四周的高楼覆盖着,真是隐蔽得不能再隐蔽了。伊娃曾经写过,隐蔽的地方必有高人。我相信伊娃是对的,伊娃的长相、才华,就是上帝派到世上来发妙论的。对我来说,瓦罐寺就是隐蔽的地方,因为我从来没有进去过。

    瓦罐寺其实要比我想像的大很多,山门很狭窄,进去了照样宝殿三重,回廊四合。要不然,毛主席为什么要说瓦罐里头有名堂呢?我去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,也可能是五点多,寺庙里人很少,除了葡萄架下坐了几个茶客,就是回廊里有一些小贩在卖仿古的小玩意。我听到花木后边有敲木鱼的声音,敲到得意处,敲了一遍又一遍,却看不到和尚在哪里。反正没有事,我就胡乱地走走。

    西边有一间厢房,也许就是厢房吧,我看见这个词在课本里边出现过,就是侧边的房子,侧室的意思吧?谁晓得呢。厢房的门口写了两个字,测字。这两个字我明白,就是算命的意思了。

    我站在门口呆看着,厢房很长,长得就像是长长的地道,光线暗得人眼睛发痛。一个先生坐在藤椅上,正在给另一个先生测字。我看不清他们的样子,却听得清他们的声音。你在空空如也的剧场里说过话吗,你哪怕说的是悄悄话,也会像翅膀一样飞遍每个角落呢。其实他们的谈话已经接近尾声了,测字先生正在作概括,就像蒋校长讲话总要作总结。他说,合者,合也。合吧,好合就合。

    来测字的先生就问,真的好合?他的声音我觉得很耳熟,但是不该有这么多的不踏实。

    测字先生就说,嗯、嗯,好合、好合,当合就合。

    那我就合了?

    合吧、合吧,合者合也。

    那人交了钱,就出来了。

    我侧身让了让。他戴着墨镜,却遮不住他的儒雅、派头,还有喜气洋洋。我认出他,他就是我们的蒋校长和蒋局长。他倒是认不出我,不过认出我又会怎么样呢?认出了我,他也当做认不出,我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?他和测字先生的问答很好耍,就像春节晚会上两个人说相声,我一直记忆到今天。当然他不是去说相声的,他是为了一件事情去找一个答案的。后来我在别的城市里看见迎娶新娘的车队,车牌号上都贴着百年好合、百年好合,我哦了一声,才晓得蒋局长是多么认真和痴情啊。

    那天我也测了一个字。我把口袋里的零花钱都抠了底,抠出一堆角票和硬币,堆在测字先生的桌子上。我说,老爷爷,我也要测一个字。

    测字先生穿着不长不短的袍子,留着不长不短的头发,既像一个和尚,也像一个教授。他说,测什么字呢,姑娘儿?

    我一下子哑了,嗯了一会儿,说,合的反意词是什么?

    测字先生说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。合的反义词应该就是分了。

    我说,那就测分吧,老爷爷。

    测字先生在阴黢黢的光线里看着我,看了又看,忽然嘿嘿地笑起来。他把桌子上的零钞仔仔细细地,从一只手拣到另一只手,然后送到我的面前。他说,走吧,姑娘儿。

    我说,什么,老爷爷你说什么呢?

    走吧,他说,走吧。他挥挥手,朝着门外。门外的光线亮得耀眼,就像电影里拍摄的陕北窑洞,当然,是从里边往外边拍。

    我说,你要我走吗?你是说,走者,走也吗?

    测字先生摇摇头,又嘿嘿地笑,他说,这个姑娘儿有意思,有意思。走吧,啊?

    我跟爸爸说,我要走了。我不念书了。爸爸说,走吧,你走吧。你也不容易啊。

    我没有过完留校查看的日子,我就把我自己开除了。当初我多么害怕被开除啊,爸爸那么软弱,我总怕我被开除了爸爸怎么活?我现在才晓得,男人身上最摧不垮的东西,不就是软弱嘛。

    我从此没有再上学,没有再进过一次泡中的门。噢,人都是没心没肺的东西,一个地方,一个人,曾经和你粘得那么紧,就像一团泥粘着一团泥。可是后来掰开了,说掰开就掰开,除了含含糊糊的记忆,也就和我什么关系都没有了。

    我开始找地方打工。我打工的第一个地方,就是我们家附近的那家小花店,那个老板就是小拳头。后来,就是火车站的批发市场,再后来,就越走越远了,去过外地,外省,外国,在东北、云南那边都跑过边贸。我随身带着刀子,可从来都没有用过。外边的世界不像人们说的那么野,况且我也不是嗜血的人,我带着刀子,只是像随身带着一个朋友。晚上摸着刀子睡觉,我不会感到太孤独。

    朱朱几乎是和我同时离校的,她是警察的女儿,被内招到一所武警护训学校。她是穿着警服和我告别的,肥大的警服把她衬托得更加娇弱了,就像草原会把一只羔羊衬托得更加渺小一样。她拥抱了我,还用纸巾擦了擦我的眼睛。其实我一点没有泪水,倒是她的泪水弄湿了我的衣服。她说,别忘了我。我笑起来,刮了刮她翘起来的鼻尖,我说,天,怎么会呢?

    朱朱破涕为笑,她说,因为你没心没肺啊。

    朱朱的学校在云南的一座边境小城,靠近滇缅公路和澜沧江。她几乎每天都要给我写信,说那里阳光如何强烈,美人蕉如何鲜艳,而日子如何寂寞。最后她总以这么一句话来结尾,来看看我吧,风子?

    而我几乎没有给她回过信,我不晓得该写什么。而且她的信都寄到我家里,我回家的时候,信已经有一大堆了,爸爸把它们放在一只装压缩饼干的铁盒里,迷彩色的盒子让人联想到云南。读着她的信,我会觉得很安宁。即便这个世界都把我遗忘了,还有朱朱记得我。但我不知道该给她写什么,我写的信应该回她的哪一封信?于是我就干脆不写信,我到现在也没有回过她的信。噢,朱朱,反正她都觉得我没心没肺的,对不对?

    陶陶被金贵出其不意打败之后,也再没有去过学校了。至少,没有人见他白天出现在学校。后来,他也没有能够到尼斯酒店去,像尼斯太太说的,担任大堂经理,或者是大堂助理。我再没有看到过他,很多人也都没有再看到过他。朱朱在来信中说,天晓得朱朱是怎么晓得的,他去了哈尔滨,在一家不大不小的酒店工作,站在大堂的大玻璃门内,负责开门和关门。

    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,前几天我在一份《过路客》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,居然是伊娃写的。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伊娃吗,就是那个有八分之一俄国血统的女才子。我是在一个汽车站转车时读到的,确切地说,是翻到的,我读什么书呢,随便翻翻而已,翻翻照片、漫画,等等等等。我先看到了伊娃的照片,我一眼就认出了她的鹰钩大鼻子,虽然鼻子上架了一副大眼镜,耳朵上挂了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,但我还是确信她就是伊娃。伊娃看着我嘻嘻地笑着,这是她从未有过的表情,比在学校时不知开心了多少倍。接下来,我看到了她的下身,下身仍然穿着拖地的长裙,她依在一棵巨大的雪松下,看不出她的瘸腿是不是已经痊愈。她的文章叫做《我的生活》,其实她写的仅仅是她今天的生活,对我们这座城市只字未提,倒是说到过一句泡中,但却很奇怪地写成了泡××中学。之所以要提到泡××,是由于实在避不开,因为她写到了她的男友,就是从前泡××的同学。现在他和她居住在同一座北方城市里,呼吸同一种北方空气,她爱他,就像他也爱她一样。他像雪松一样挺拔,她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他,想到他的时候,他总是像雪松那么站立着,因为他的工作需要他保持站立的姿态。而她呢,最后她谈到了她的身体。她在手术中确实被割错了一条神经,但是她没有成为瞎子,却成为了一个哑巴。她没有想到会成为一个哑巴,她对成为哑巴抱着深深的感恩,她不需要再说废话了,却可以地清晰地看到男友的容貌和身体,而他也越来越不需要说话了。她要写作的时候,就用手,要示爱的时候,也用手。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,都是用手在说话呢。伊娃最后写到,“世界是多么的安静啊。我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女人啊,不是吗?”就这一句话,我都能嗅出伊娃的味道来。当然,文章真正结尾的那部分,是别人代写的一段简历,或者,是以别人的口气写出的文字,谁知道呢?——伊娃,原名不详,俄罗斯族,自由作家,发表作品××万字。

    我说××,是因为我忘了具体的数字。没有别的意思,真的,没别的意思。

    我相信伊娃的男友就是陶陶,虽然我没有多少依据。伊娃从那本杂志里向我微笑着,我却流出了泪水来。真的,离开泡××之后,我这还是第一次流眼泪呢。不晓得是为自己流泪,还是为伊娃流泪,至少,不是为伊娃难过吧?可怜的伊娃,她甚至都不能发出哭声和笑声了,可她觉得她的幸福是多么的真实啊!

    说起来你都不会相信吧,阿利和金贵在高二?一班坚持念到了毕业。我不晓得后来的情况是怎样的,只记得在小街决斗之后,金贵就和阿利就形影不离了。他们总是在同一场合出现,阿利在前,金贵在后,阿利自作主张,金贵适当补充。金贵处处向别人显示,从没有想过要去当陶陶或者包京生。他总是把自己安置在阿利的身后或者侧边,阿利说什么他都接受,(而他建议什么,阿利也都点头。)我和朱朱离校,都是金贵安排在白果饯别的,请谁不请谁,金贵定了,给阿利说,阿利说,行啊。事情就成了。金贵有时还是自称乡巴佬,但他已经不再用左手握筷子、握笔了,他的右手的确比左手更利索。有一回高三毕业班有个学生不知水深水浅,要找阿利借钱吃烧烤,金贵一耳光就把他扇到地上去了。当然他用的是右手。

    还有一回,阿利一边进校门一边在开可乐,汽水突然澎地一声喷出来,溅了灰狗子一脸。灰狗子是刚来的复员兵,一耳光就扇到了阿利的脸上。阿利给扇懵了,看看金贵,金贵却不动手,只是双手揪住那灰狗子的衣领,大叫保安打人了,保安打人了!灰狗子挣红了脸,却哪里挣得脱。结果弄得校门口人山人海的,一直闹到校长出面,金贵才松了手。三天之后,那灰狗子卷着铺盖卷就走人了。他走到河边发呆的时候,据说被人一掌掀到了水里去,灌了一肚皮的臭河水。

    阿利的父亲曾经请过两个人去谈话,一个是金贵,另一个就是我。

    他和金贵的谈话,也是朱朱信里说的,天晓得她是怎么晓得的?他说,金贵,大家都小看你了。你欺骗了所有人,所有人都以为你是左撇子。

    金贵说,波,伯伯,我波是左撇子,我没有承认过我是左撇子。金贵说着,就看看阿利。

    阿利就坐在一边,阿利说,爸爸,金贵从没有承认过他是左撇子,真的,所有人都可以作证。

    阿利的父亲笑起来,他说,金贵,金贵……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,他说,好吧,金贵,你现在怎么对待我儿子,你今后也怎么对待他。

    金贵点点头。他又问,你晓得为什么他上泡中而不是一中、二十四中吗?

    金贵点点头,金贵说,需要我来回答吗,伯伯?

    他说不了,你们走吧。

    他和我的见面又过了很久,是我从外边回家之后阿利来约的。就在红泡沫,就在那个我熟悉的小包间,一切都在意料之中,他就是我说过的那个他,包京生说他是活雷锋,而我猜到了他就是阿利的父亲,一个温文尔雅的生意人。

    他还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一样,和蔼,平静,还多了一些亲切。他在微笑,看得出他虽然和蔼,却是很少微笑的。他说,风子,我们有缘分,对吧?

    我说,是啊,叔叔,阿利一直是我的好兄弟。

    是好弟弟,对吧?他点点头,作了一点点的补充。我承认,他补充得很得体。他什么都知道,什么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他看上去那么温文尔雅,可我知道他应该是多么强大。我说,叔叔,你找我来,就是说我们的缘分吗?

    是啊,他还微笑着,他说,从前和阿利的缘分,今后,加上和我的,我们的缘分。你留下来吧,你从前怎么对阿利,今后还怎么对待他,啊?

    阿利不在这间包间里。我说,叔叔,让我考虑一下吧,啊?

    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有把答案交给他,我再没有去找过他。他的和蔼和阿利的和蔼不一样,他让我有些吃不准,是的,他让我害怕。我又走了,一直在走,到处走走,反正我还不老,还走得动,是不是?

    上个月我回家的时候,阿利和金贵找到了我,请我去红泡沫吃了一顿饭。就三个人,忽然觉得没有话可说。对他父亲见我的事情,阿利只字不提,好像根本没有那回事。我对红泡沫的记忆已经很少了,记住的只是包京生在包间里说的几句话,阿利父亲说的几句话。包京生还在监狱里,也许已经出来了,总之他没有和我联系过。我问阿利,那个用红酒洗澡的女老板还在吗?阿利笑笑,说,哪有这么个女人啊?他笑得很狡黠,如果有,也早就卷着被子走人了。

    阿利依然穿着字码奇怪的休闲服,而金贵是全身黑色的套装,很合身、很得体,就连宝蓝色的领带也很适当地歪着点儿。他更不爱说话了,只是拿点头和微笑来示意。到要走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,红泡沫的老板是阿利,金贵是他的总经理。

    所有的故事都会有一个结尾。结尾就是一个小结吧,就像有的人轰轰烈烈了一辈子,写成一个小结,装进一部辞典,他也就是几十百把字吧?当然,这个你比我清楚,因为你们更有文化,读的书更多,对不对?你瞧,我给你讲了那么多人,到了最后,几句话你就把他们了解了,真是简单得不得了。只有对于我自己,我不晓得应该怎么说。哦,我还没有告诉你,我都打过一些什么工?我不想说,说出来你会不会觉得,真的是没意思透顶极了呢?

    后来阿利曾经打来电话,请我到红泡沫去当调酒师,他说,风子,你会喜欢这份工作的。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,我觉得还有一个阿利是了解我的。是的,我会喜欢这份工作的。站在灯光黯淡的柜台后边,把闪着黯淡光芒的杯子、瓶子弄来弄去,波地一声开瓶声,叮叮当当的碰撞声,不同酒水的奇怪味道和颜色,都从我的手上流过去,这是很安逸的事情啊。不过,我还没有答应他。我要是答应他了,我该早就答应他父亲了,对不对?

    我最想见到的人是我的妈妈,而实际上,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了。我现在已经不怪她了,我觉得她没有勇气见我,我也没有勇气去见她。她很可怜,我呢,可能也可怜吧?她所在的那些地方,阳光很炙热。爸爸鼓励我去云南找朱朱玩一玩,他说,云南的阳光也是很炙热,明亮得让人眼睛都发黑。爸爸曾经在那儿驻过防,他说,云南的阳光把各种东西都晒出味道来,空气中什么味道都有呢,你去玩玩吧。爸爸很平静,像灰色的影子一样平静地生活着。

    我也许真的会到云南去的,找到朱朱,也可能找到一份工作。朱朱在边境的一所武警医院作了护士,她说,她的屋前屋后都是芭蕉树和凤凰竹。

    麦麦德说,灼热的太阳让沙子晒出沙子的味道,让刀子晒出刀子的味道,让人晒出人的味道。麦麦德后来死了,在被撕破的那几十、百把页里死掉了。不死的麦麦德死掉了,我也会在哪一天把他忘掉吧?

    我也许明天就去寻找朱朱。谁知道呢?

    嗯,我最后还想告诉你,我还是一个女孩子。嗯,这是真的,我到现在还都是一个女孩子。你可能不相信吧,不相信也就算了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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