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节 庆祝重获新生 文 / 威廉·史泰隆
范内尔轻轻地打了一个嗝。他的脸是典型的爱尔兰式,上唇长,显得有些滑稽。他看上去十分伤感,一种无奈的,精疲力竭的,听天由命的伤感。想起他孤独的浅酌低饮,在叶芝、霍普金斯陪伴下度过的寂寞时光,每日往来于奥钟公园和麦克格雷的地铁之行,我感到心里一阵刺痛。我突然意识到,我不会再见到他了。
"你该去写点什么,"他说,"你应该成为一名作家。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美好目标。我希望并祝愿你能成功,到时送我一本你出的第一本书。你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开始写作?"
"我不知道。"我说,"我只知道我不能再住在那垃圾堆里,再也不能了。我必须摆脱那儿。"
"啊,我多想写点什么,"他若有所思地说,"我的意思是,诗歌,随笔,一本不错的小说。不是伟大的小说。你别听错了。我知道我没那种天赋,也没那种野心。我只是想写一本不错的小说,一本真正优雅的,像《圣路易斯大桥》或《大主教之死》那样的小说,不矫揉造作而且近乎完美。"他停了一下,又说:"噢,但是,我走到歧路上去了。我想可能是因为长期的编辑工作,尤其是那些技术性的活毁了我。我得跟着别人的思路转,这对创作来说有害无益。"他又停下来,审视了一下酒瓶中琥珀色的酒。"也许应该说是这玩意害了我。"他伤感地说道,"这酒,这盛满梦想的酒。不管怎么说,我没能成为一个作家,一个小说家或一个诗人。至于随笔,我这辈子也只写过一篇。知道写的是什么吗?"
"不知道。是什么?"
"是写给《周末晚报》的散文,我和妻子在魁北克度假时收集的一些轶闻趣事,不值一提,但我得到了两百美元的稿费。那时我觉得自己是全美国最快乐的作家。噢,不过……"一阵突如其来的伤感向他袭来,他的声音慢慢变弱,"我误入歧途了。"他咕哝着。
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他显得有些悲痛。我只好一边收拾东西,一边说:"我希望我们以后能保持联系。"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。
"我也希望这样,"范内尔说,"我希望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对方。"他盯着手里的酒瓶,陷入沉思。我突然有些不安。"我真的希望我们能互相了解得更多一些。"终于,他又开始慢慢说起来,"我曾想请你到我在皇后大街的家中吃顿便饭,但却一拖再拖。知道吗,你使我想起了我的儿子。"
"我不知道你有儿子。"我有些吃惊地说。我曾听范内尔偶然提及他"没有天伦之乐",于是就以为他没有孩子。但我的好奇心到此为止,没想到要去求证。在麦克格雷缺少人情味的冷漠气氛中,如果你对别人的私生活有哪怕一丁点儿的热心,也会被看作厚颜无耻。"我还以为你……"我接着说。
"噢,我确实有过一个儿子!"他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,里面饱含愤怒和哀痛,把我吓了一跳。威士忌开始对他产生作用。他变得像凯尔特人一样狂怒。每天下午五点钟后,他独自一人自斟自酌,总会变得这样。他站起身来,走到窗前,看着曼哈顿黄昏时海市蜃楼般的美景。"噢,我曾有个儿子!"他开始说道,"爱德华.克里斯蒂安.范内尔。他那时就像你这个年纪,刚刚二十二岁,也想当一名作家。他……他是为写作而生的。是的,他才华出众,能把魔鬼迷住。他写的那些信,那些长长的令人愉快的美妙绝伦的信,是最可爱、最优美的作品。噢,他简直就是语言王国的王子,我的儿子!"
眼泪从他眼中流出。对我来说,这时候真是不知所措。一个人一生中难免会遇到这种情况,窘迫不安,不知该说什么好,幸好(感谢上帝)不会太多。一个几乎陌生的人用悲痛的声音谈论他亲爱的人,而且用的是过去时,把他的听众搞懵了。毫无疑问,他说的这人已经去世。不过,等等!或许他只是离开了呢?患了失忆症?或是犯了重罪?要不然正被关在疯人院中奄奄一息,于是用过去时委婉地表述痛苦?范内尔停了下来。他儿子的命运仍然让我捉摸不透,只好尴尬地转过身,继续收拾要带走的东西。
"如果他不是我惟一的儿子,我可能不会那么难过。但玛丽和我生了埃迪[1]以后,就没有再生小孩。"他突然停了下来,"哦,你不一定想听……"
我转过身去。"不,请继续,"我说,"请讲下去。"他好像迫不及待地想说下去。他是我喜欢的那种人,而且,他确实把我看作他的儿子。我应该让他把痛苦倾述出来,卸下内心的重负。我说:"请接着往下讲。"
范内尔又喝了一口酒。他已经醉了,说话含混不清,长期呆在室内的长着雀斑的脸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异常憔悴。"噢,是的,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的孩子身上。埃迪进了哥伦比亚大学。让我高兴的是他喜欢读书,有语言天赋。在十九岁时……十九岁,想想吧!他就在《纽约人》上发表了一个短篇,维特.伯纳特把它编进了《故事》杂志。他是这本杂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作者。这全靠他的眼睛,他的眼睛……"范内尔用手指在自己的眼睛上比划着,"他看得到。明白吗,他看见的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。他能看见它们,并把它们变得充满活力。马克.范.多伦给我写过一张便条,非常动人的一张便条。他说,他是他教过的学生中最富有写作天赋的。想想吧,是马克.范.多伦!那简直就是一篇褒奖。你说,难道不是吗?"他盯着我,好像要得到证明似的。
"的确是很高的褒奖。"我同意地说。
"后来……后来,他参加了海军陆战队。他说他宁愿主动参军也不愿应征入伍。他这人太敏感,对战争没有丝毫幻想。他只是从心底里热爱海军陆战队的生活。战争!"他说这个词时,声音突然发生了骤变,带有平常少见的鄙夷的意味。他停了几钞钟,闭上眼睛,痛苦地点了点头,然后又看着我,说,"战争把他带到了太平洋。他在那里参加了几次最激烈、最残酷的战斗。你该读读他的那些信,是那样的乐观、精彩,言辞优美,没有一点悲观和自怜。他一直都坚信自己会回家,会重回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业,然后成为一名作家。两年前,他在冲绳被子弹击中,打在头部。那是在七月,他们正打扫战场。我想他一定是那场战争中最后一名死去的海军陆战队战士。他刚被提升为下士,获得了一枚铜星军功章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?上帝啊,为什么?"
范内尔哭起来,泪水从眼角流下。我转过头不去看他。当时我十分尴尬,感到轻微的发热和恶心,以致许多年后,我仍能回忆起当时的感受,并一直无法解释为何会有这种反应。在过去三十多年里,美国几次卷入野蛮战争,导致社会普遍的厌战与反战情绪,这使我对旧的风气与浪漫情怀丝毫不抱希望。但事实上,我也曾像爱迪o范内尔一样,参加过海军陆战队,同他一样梦想当作家,也从太平洋往家里寄信,那些信也同样用心血写就,同样充满激情、幽默、绝望、希望;甚至,我们都曾呆在冲绳……我大概在埃迪死后几天去了那儿(谁知道呢,或许就在他受到致命一击仅仅几小时后,我常常这样想),面前不再有敌人,不再有害怕与危险,一片宁静、惨烈的景象。在广岛事件前几个星期,我在那块土地上到处走动,没有受伤,也不感到恐惧;我没有听到那声愤怒的枪响。我在掩体中,我是个幸运儿。我从未想到会遇上糟糕的事,虽然也不会碰上什么好事。因为这些经历,或者说是因为缺乏这些经历,范内尔的悲痛和他儿子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。他死了,成为冲绳的一个牺牲品;而我却活着,继续写作。范内尔坐在昏暗的暮色中哭泣着。我缩成一团,束手无策,找不出一句话来说。
范内尔站起身来,轻轻擦了擦眼睛,站到窗边,望着被夕阳映红的哈得逊河,两艘巨轮正朝奈洛斯海峡缓慢驶去。春风啸着从麦克格雷大厦绿色的房檐边刮过。他再说话时,声音仿佛发自遥远的地方,蕴含着绝望的叹息:
人们的珍惜之物
忍耐着每一分,每一天的磨难……
传令官的叫喊,士兵的脚步
耗尽了他的荣耀与意志:
夜晚的光芒
是人用内心,点点添继……
接着他朝我转过身来,说:"孩子,写吧,把你的才华尽显出来。"然后,他摇摇晃晃地穿过走廊,就这样永远走出了我的生活。
我在那儿停留了很久,想着我的未来。现在看来,它是那么昏暗不清,就像新泽西大草原延伸到天际的云雾缭绕的地平线。我还很年轻,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会让我真正害怕,但也不至于幼稚到没有一点忧虑。从某种角度来说,我看过的那些荒唐可笑的手稿是我的前车之鉴,让我知道这抱负是多么令人伤感。我能实现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吗?
但由于某些原因,范内尔的故事深深触动了我。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内心其实是那么空虚。虽然,以我的年龄来说,我已经走了比我的同龄人更多更远的路途,然而我的灵魂却仍然幽闭在那穷乡僻壤,既未遭遇爱情,也与死亡无缘。除了一个陌生人的死,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那时没意识到,无需多久我就会面临它们。
我也没有意识到,这一切即将在我紧接着的目的地为布鲁克林的生活旅程中尽显无遗。当时,我只知道,我将最后一次从二十楼上走下去,走出冷冰冰的绿色电梯,来到喧嚣、混乱的曼哈顿大街上。在那里,为庆祝重获新生,我要了一瓶昂贵的加拿大麦酒,以及来到纽约后第一块牛腰肉做的牛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