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1节 一个女人 文 / 威廉·史泰隆
我佯装未醒,嘴里含含糊糊地咕哝了几句。但我们俩都清醒了。他担忧的声音变得愉快起来:“你在叫什么?肥皂[1]?在做噩梦吧?你一定是洗澡时遇上鬼了!”
“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!”我撒谎说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电扇嗡嗡地转着,断断续续地传来城市嘈杂的夜声。最后他说:“有什么事让你心烦?我能看出来。你想让我知道吗?也许我能帮上点忙。是个女孩——一个女人,对吗?”
“是的,”我犹豫了一下,“一个女人。”
“你想给我讲讲吗?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麻烦。”
我粗略地讲了一下。很简略,但大致清晰:一个无名的波兰难民,比我大几岁,美丽得无法形容,战争的受害者。我含含糊糊地提了一下奥斯威辛,但没提内森。我曾爱上她,但由于种种原因成了泡影。我略去了一些细节:她的孩子,她如何来到布鲁克林,她的工作,她不可能再留在这儿。我告诉他,一天前她消失了,我对再次见到她不抱任何希望。有好一阵子我没有说话,接着用无所谓的口气加了一句:“我想我会应付过去的。”我示意我想改变话题。一谈起苏菲,痛苦便开始向我袭来,五脏六腹一阵阵痉挛,揪心般地疼痛。
父亲嘟嘟囔囔地说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安慰话,然后沉默下来。“你的工作进展如何?”他终于问到此事。在此之前我一直避开这个话题。“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?”
我感觉浑身开始放松下来。“不错。”我说,“我在布鲁克林写得很顺利。至少在这事发生前,在这女人的事出现之前一直很顺利。我指的是这次分离。这事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搅乱了。我什么也干不下去,都停下了。”当然我不能说这个。一想到要回到耶塔,在没有了苏菲和内森的令人窒息的真空笼子里重新开始写作,我就难受得想死。那里会令我想起我们共同度过而现在已消失殆尽的快乐时光。“我想我会很快重新开始的。”这话并不发自真心。我感到我们的谈话慢慢停了下来。
父亲打了个哈欠。“唔,如果你真想重新开始的话,”他睡意浓浓地咕哝着说,“南安普顿的那个农场还给你留着。那是个写书的好地方。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,孩子。”他又打起鼾来。这一次没有动物园嘈杂的喧闹声,而是像炮轰一般惊天动地,就像向斯大林格勒发起的一次总攻。我绝望地用枕头把脑袋严严地捂起来。
但我还是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瞌睡,甚至小睡了一会。我梦见了那个已经死去的捐助人——黑奴男孩阿提斯特,但这梦又和另一个有关黑奴的梦搅在一起,也就是我几年前知道的那特-特纳。我大叫一声醒了过来。天已放亮,我在晨曦蒙胧中盯着天花板,听着下面大街上警车尖利的鸣叫声。那声音越来越大,越来越刺耳,令人难以忍受。我焦虑地听着这声音,直到它渐渐变弱,最后成为一阵模糊的颤音,消失在拥挤不堪肮脏杂乱的住宅区里。我的上帝,我想,在这个世纪,南方的静谧与这都市的尖嚣怎么能同时存在呢?真不可思议。
那天早上我父亲准备动身回弗吉尼亚。也许是纳特-特那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,那天早上躺在床上,一股思乡之情突然涌上心头。也许是因为失去了在布鲁克林的心爱的人,于是父亲提供给我的旧农场成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所在。不管怎样,当我们坐在麦卡阿尔宾的咖啡店里,吃着抹上厚厚一层黄油的薄煎饼时,我告诉老头子也替我买一张票,然后在宾夕法尼亚车站与我碰头。他惊得目瞪口呆。我要和他一起回南方,然后去农场。我在一阵突如其来的轻松和愉快中宣布道。他所要做的便是给我一个上午,让我回耶塔公寓收拾行李,结账,然后永远离开。
然而正如我所提到的,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——至少当时不是。我从布鲁克林给父亲打电话,告诉他我还是决定留在这个城市。因为那天早上我在粉红色宫殿的楼上碰见了苏菲,她孤零零地站在我以为她将永远离去的一片狼籍的房间中。我现在才意识到,我在一个神秘的关键时刻回到了那里。再过十分钟,她便会收拾好那些杂乱的东西永远离开,而我也将永远不能再见到她。对过去做其他的推测是愚蠢的。但我还是忍不住想,如果我没有偶然介入她的生活,她是否会生活得更好一些?如果她没有留下,而是去了别的什么地方——也许在布鲁克林或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——天知道又会怎样呢?
在纳粹鲜为人知的诸多行动计划中,有一项名为利波斯波恩,即所谓的新生计划(更确切的称呼是“生命的源泉”)。这个计划是纳粹基因热爱狂的谵妄的产物,实施目的是扩充所谓“新秩序”的行列。它首先通过系统的繁殖计划,然后在占领区有组织地绑架“适合”的儿童来加以实施。这些孩子被送到德国,安置在忠于元首的家庭里,在一个冷漠纯净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环境中长大成人。这些孩子在理论上应具有纯粹的日耳曼血统。但正如纳粹在种族问题上常常出现的颇具讽刺意义的权宜之计一样,这项计划的许多年轻受害者来自波兰,因为虽然波兰人被视为下等种族,但和其他斯拉夫人一起,在犹太人被实施最后灭绝后,波兰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继任者;而且,他们在许多方面符合某些残酷的人体实验的体格要求——面部特征与北欧血统的人极其相似,且金发碧眼,肤色白皙,与纳粹的审美观颇为适合。虽然新生计划未能像纳粹所期望的那样得到大规模的实施,但它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。仅从华沙的父母身边被强行掠走的波兰儿童就数以万计,他们中的绝大部分(全被重新取名,如卡尔,莱舍尔,或海因里齐,特鲁迪等等。他们被吞没在第三帝国的怀抱中)再也没见到他们的家人。还有无数的孩子通过了第一道筛选,却没能通过更严格的人种试验,因而被送去最后解决——有些就在奥斯威辛。当然,这一计划在秘密中实施。但正如希特勒的大部分卑劣计划一样,这样的罪恶不可能被完全掩盖起来。1942年底,在华沙那栋被炸得残缺不全的楼房里,与苏菲住在一起的那个女友的儿子,一个长着漂亮金发的五岁男孩便这样消失了,再也没有回来。虽然纳粹试图在这一罪行周围大放烟幕弹,但每个人都清楚是何人所为,包括苏菲在内。在后来的日子里,苏菲感到迷惑不解的是,利波斯波恩计划(这计划在华沙时令她十分惧怕,以致一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,她便会把儿子吉恩赶紧藏进衣橱里)居然成了她在奥斯威辛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她的一个难友告诉她——此人将出现在后面的章节中——这是拯救吉恩生命的惟一办法。
苏菲告诉我,那天下午和鲁道夫-霍斯在一起时,她一直努力想引起司令官对这项计划的关注。她本可以用迂回的办法做得更巧妙一些,但当时似乎不可能了。她在前一天还认真分析过,只有这个计划才能把吉恩救出儿童营。这种做法的可能性似乎特别大,因为吉恩像她一样可以说波兰语和德语。接着,她把以前向我隐瞒的一些事也告诉了我。她说,在得到司令官的信任之后,她打算向他提议,利用他的权利得到一个金发碧眼、脸上长着白种人特有的雀斑和矢车菊蓝眼睛,拥有一个初出茅庐的德国空军飞行员的侧面轮廓,说一口流利德语的波兰小男孩,将他从儿童营中毫不费力地转移到设在克拉科夫、凯妥维斯、洛克罗或无论什么地方的官僚机构里,然后重新安排将他转送到德国境内的安全地方。她不必知道孩子的具体下落,她甚至可以发誓,只要确信孩子在第三帝国的某个地方安全地生活,她绝不会去打听他的下落和他今后的生活,只要他不继续留在奥斯威辛,留在这儿他必死无疑。但是,她在那天下午把一切都搞砸了。惊慌失措之余,她直接恳求霍斯救出吉恩,而且因为事先没想到他的反应(他的愤怒)她感到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。即使她还能想起利波斯波恩,也不可能再向他提出。不过,一切似乎还未到不可救药的地步。为了获得另一次向霍斯提议营救她儿子的方案的机会,苏菲只得等待——第二天,这事卷入到一场奇怪而痛苦的场景中。
但她没有马上把这一切告诉我。在枫苑的那个下午,在讲到她跪在司令官面前的时候,她突然止住了,目光从我身上移向窗户,许久没有说话。然后她突然说声抱歉,便直奔洗手间而去。留声机突然响了起来,又是《安德鲁姐妹》。我抬头看了看那只污渍斑斑的塑料钟,时间已近五点半,我这才发现我们已在这儿呆了差不多一个下午。我以前从没听苏菲谈起过霍斯,但今天听她这么一讲,他的形象居然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那神经质的脑海中。但显然她无法再继续谈论这样一个人和这样的过去,因为这么一中断,我便不能再狠心催促她继续讲下去,哪怕她留给我如此多的神秘和意犹未尽。我准备结束这个话题,尽管我对她有个孩子这件事仍感到十分震惊。她刚才对我倾述的一切已远远超出她的承受力:那段黑暗的记忆使她神情恍惚,我曾瞥见那双如堕深渊一般充满痛苦与不安的眼睛。所以我对自己说,不要再谈这个话题了,至少暂时不谈。
我向爱尔兰侍者要了一杯啤酒,等着苏菲回来。枫苑的常客(下了班的警察,电梯管理员,建筑工地的监工,还有一些泡吧的散客)开始陆续涌入,将持续几个小时的大雨的潮气带了进来。从布鲁克林防御墙方向传来阵阵雷声,雨仍像踢踏舞者的舞步一样,零零落落地打在地上。暴雨已经过去。我用一只耳朵听着别人谈论有关罗吉斯的小道消息,这是那年夏天使人们几近疯狂的热门话题。我喝着啤酒,突然感到一种绝望的冲动袭过全身。这冲动的一部分原因来自于苏菲所讲述的奥斯威辛的景象,它像我有一次在纽约的义冢地里嗅到过的腐烂的裹尸布一样,化作一种真正的恶臭直钻我的鼻孔。那是一个偏僻的孤岛,我最近才知道它像奥斯威辛一样曾是囚犯和死尸的聚集地。在服役期即将结束前,我在那儿呆了很短一段时间。我真的又闻到了那种屠宰场的气味。为了趋散它,我大口喝着啤酒。而另一部分原因则与苏菲本人有关。我一直盯着女洗手间的门,忧心忡忡——她要是突然躲开我,怎么办?如果她一去不复返呢?我不能应付她注入到我生命中的新的危机,也无法抑制我对她的疯狂的渴望。这种愚蠢的病态的心理饥饿早已麻醉了我的意志。我那清教徒式的教养肯定从未预想过会遭遇这样一场精神错乱。